 |
| 周作人 |
“知子莫若母”。周氏兄弟的母亲鲁老太太在周作人刚刚出生的时候，就发现这个孩子很安静，很少哭闹，就是肚子饿，也只是努着小嘴左左觅食，却也不哭。所以她对丈夫说：“这孩子是耐性子。老大像我的，他是像你的。”这大概属于先天气质上的差异。
鲁迅排行老大，是“承重孙”，所以责任心重，父母对他的要求也严格，期望值也高。周作人是老二，幼时得过天花，身体较弱，父母对他要求较松，对他的培养也不像老大那样重视。两个兄弟在一块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由老大做主，他只在后面跟着就行了，所以周作人依赖性强，不太喜欢抛头露面。在他们的父亲卧病期间，大量繁重的事情，比如跑当铺、请医生、抓药等等，都是由长兄承担的。
这些事情，给鲁迅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，像在亲戚家避难时被称为“乞食者”，跑当铺遭人奚落，受到族人的欺侮等等，成为鲁迅一生不可磨灭的记忆，但对周作人则鲜有触动，没有多少感觉，甚至还觉得鲁迅有点小题大做，过分敏感。兄弟俩到三味书屋读书、到南京求学、到日本留学等等，都是鲁迅先行一步，周作人在后面跟着就行了。连到北京大学任教，也是鲁迅通过他与蔡元培的关系给周作人联系的。特别是到南京读书，是周作人一生中很关键的一步。所以，当时周家人都说，老二是周家的一个“福人”。但鲁老太太感慨地说：“其实他们兄弟，都生长在多灾多难的周家，谁也没有福可言，只是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，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，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。”
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长处有公允的评价。她说，老二很爱整齐，他的抽屉，总是整理得整整齐齐的，他包的东西，棱角分明，捆扎细致。他的性格和顺，遇事很好商量，对人谦和。鲁迅去南京读书时，鲁老太太曾借贷凑了8元钱给他，而当周作人去南京读书时，老太太连8元钱也难筹措了。但周作人理解家里的难处，拿了点路费，高高兴兴上路了。
鲁老太太对周作人的短处也有评说。老太太说，周作人因为排行老二，依赖性强，事事要依赖家里人，特别是依赖老大。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，在他的心里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长兄负责，与他无关，他比较自私。
鲁迅南下后，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鲁老太太。有时母亲身体不适，就由信子或信子的妹妹，即周建人的夫人芳子去看望。他们仅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。增好鲁老太太身体底子好，平时饮食小心，所以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。
1932年，也就是周作人和鲁迅关系破裂后近10年，鲁老太太生过一场病。其时鲁迅已经在上海定居，并生下了周海婴。鲁老太太则随周作人等住在北京。病刚开始，并没有引起周作人等人的重视，及至病情日渐严重，才请了两次医生出诊。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周作人赶忙给身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，告知老母生病情况。
好在当时鲁老太太对居住在八道湾的周作人并不寄多大希望，她托人给鲁迅发了电报。等到鲁迅一回北平，周作人马上就放手不管了。
鲁迅回家，即为老母延请医生检查治疗，并亲自服侍，多方安慰。鲁老太太的病情日见好转，精神也好多了。有时老人和鲁迅谈谈家常。谈到八道湾，老人家告诉鲁迅，信子和芳子已把她们的父母从日本接到八道湾来了。还告诉鲁迅，“九・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北平的局势很不安稳，一遇风吹草动，信子等人就叫佣人把八道湾住宅大门上挂的“周宅”摘下，换上“羽太寓”的牌子，还挂上日本旗，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。而周作人对信子等人，听之任之，不加制止。鲁迅意味深长地说：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，而他又是如此昏。
“七七事变”前后，鲁老太太很忧心地对人说：“我真为老二担心，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，很少有他的名字，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……”真是知子莫如母啊。
1936年，鲁迅去世后，鲁老太太对周作人说：“老二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。”
据说周作人是这样回答的：“我苦哉，我苦哉……”
他的责任心的薄弱，也的确与他在家中排行“老二”的身份有关。因为父母往往对长子寄予较大的希望，在情感和物资上也投入较大，最为得宠。即使在家已破落的情况下，我们也可看到，鲁迅得到的家庭重视和培养要比周作人多。相应地，长兄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。但这对老二来说，或许会有一种不公平感，他对兄长的恭顺态度中或许会隐藏下一种羡慕、嫉妒的因子，一旦有小事引发，很可能会唤起旧怨，导致裂痕扩大，甚或割席断带、彻底决裂，不可收拾。这在鲁迅和周作人的关系中表现得较为突出，也终于导致了兄弟反目。
周作人一直记着当年在日本留学时，鲁迅曾对他报以老拳的事情。可见鲁迅的偏急、峻切，和周作人散漫、固执会产生怎样激烈的冲突。据说当时是因为鲁迅催周作人译书，周作人因为天热、气闷，不愿意干，鲁迅急了，就照头上给了他一拳，后来被许寿裳等人拉开了。
总之有大哥在场，做弟弟总是感到有点拘谨、压抑，特别是有一个鲁迅这样能干、严肃而且有点尖刻、强悍的哥哥。
除此之外，周作人的性格中，确实还有一种“居家和尚”式的淡漠，对亲情和世事都看得很淡，时时要把自己从所属的一切人事纠缠中，解脱出来，遗世独立，以获得一种逍遥出世的自由和安宁。
鲁迅对周作人的惟一评价是“昏”。此字并非尽是谴责，而是说周作人是一个沉溺在内心世界里的内倾、固执、自负、不通世故的人，对外部世界兴趣不大，不愿也不善于与外部世界沟通，社会现实感薄弱，不明大势，很可能会孤行己意，步入被四面包围的绝境。
周作人的性格中还有一个特性，那就是回避激情、崇高以及戏剧化。他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《知堂回想录》中，就挑出了不少鲁迅回忆中所谓“诗化的成分”。他说，鲁迅具有一种小说家，诗人的天性，即使生活中并无其事，也会根据创作的需要进行虚构，使事情戏剧化、激烈化；他周作人自己呢？则纯是散文家天性，追求的是平淡之自然，即使是会激起激裂的情感反应的事，在他那里也会被淡化处理，不愿陷进情感的旋涡中，喜欢冷然旁观，或以诙谐幽默、自嘲来化解心中的块垒。如他将被军阀殴打的群众，称作是自己不识相的“碰伤”等等，颇有一种“黑色幽默”的味道。
周作人性格的沉静之中，也包含着清高、孤傲的因素，他有个笔名，叫“鹤生”，典出于日本留学时，蒋抑卮给他起的外号“鹤”。因为在同乡、朋友相聚聊天的时候，周作人常常是在一旁旁观、沉默，不和大家打成一片，使蒋抑卮感觉他很骄傲、清高，所以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。他对这个绰号看起来也能接受，不然不会在以后起了个“鹤生”的笔名。
他在北大讲课，据说听讲的学生极多，大都是慕名而来，校外、校内的听众挤满一屋子。但要说他讲课的时候风采，那是谈不上的。晚年冰心被邀写一写周作人，老人给邀请者陈子善写了这么一封回信：
关于周作人先生，我实在没有什么话说，我在燕大末一年，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，他很木讷，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，上课时打开书包，也不看学生，小心地讲他的，不像别的老师，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。我的毕业论文《论元代的戏曲》，是请他当导师的，我写完交给他看，他改也没改，就通过了。
20世纪30年代，作家无名氏（卜乃夫）在当时的北平自修，也慕名到北大听过周作人的讲课，并在周作人“落水”后写下了这样的回忆：
铃声响过不久，教室门开了。我的心弦微微有点颤动，跨进一个中等身材――个儿不算太矮的人，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，黑色布鞋、光头、白眼镜，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。……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，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。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，却是踌躇不决。他未开口之前，总要用手抓头，考虑一下，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，辅助词用得很多。正像他写文章一样，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，会成为一颗炸弹。
卜乃夫认为，正是因为周作人的“踌躇病”已病入膏盲，难以用快刀斩乱麻的作风去摆脱困境，所以最后在泥潭里越陷越深，无法自拔。这或许是知言。
周作人的母亲说周作人为人随和，好说话，不愿与人争吵，为俗事分心，很容易被人看作是谦和，其实里面也包含着“傲慢”的因素，一种蔑视世俗的超然。不过，说到应对日常事物，周作人的确显得有点低能和力不从心。
但这一切，能为他的附逆提供什么呢？尤其是能为他晚年的不幸负责吗？或许两方面都有那么一点意思。但据熟悉周家情况的俞芳分析，周作人不能南下的几个理由，都可以视作是托词和借口。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周作人看到同事们扶老携幼，纷纷离开北平，思想上也一度犹豫过。待和夫人信子及其妹妹芳子等人一谈，立即遭到反对，她们都不赞成离开北平，认为北平有众多的“日本朋友”，即或日军打进北平城，也不会难为周作人和他的家属的。“平安无事，一动不如一静，”这是周作人的结论，倒也暗合他的天性。
于是，周作人以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家累重”为由，决定不离开北平。
上有老，显然指周作人81岁的老母鲁老太太。81岁的老人确实是不适于长途跋涉的。但鲁老太太深明大义，连曾朝夕相处的鲁迅1926年离开北平去上海定居，她都不加阻拦。周作人若因抗战关系，要离开北平，老人家怎么会阻拦呢？再说，周作人夫妇决定了的事，鲁老太太即或要拦阻，也是拦不住的。
下有小，就更说不过去了。当时周作人的孩子都已长大，连芳子和周建人最小的儿子周丰三，也有十五六岁。
家累重，倒是事实，因为他们平时用钱没有计划，积蓄不多。离开北平，如不降低生活标准，是有一定困难的。但周作人是教授兼名作家，到处可以找到工作，离开北平，低标准地生活，如果稍加克服，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。
所以，“上有老、下有小、家累重”纯属他们不离开北平的托词而已。
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，日本特务就指使大、小汉奸，特别是文化界的汉奸，拉拢和劝诱，加上日本老婆信子的怂恿，多方面、多渠道地做周作人的工作。他们根据周作人的特点，投其所好，诱之以利，满足他的一切需要，尽量使他享受舒适、奢侈的生活。
应该说俞芳的分析是平实可信的。但也应该考虑到周作人有个日本太太的特殊性，到大后方是否能够适应那里的生活、会不会因是日裔而受歧视、周作人能不能找到足以养活这个大家庭的工作等等。其实，即使不南下，也未必就一定当“汉奸”，当时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也不少，找点小事情，勉强维持生活也不是不可能，钱玄同、俞平伯等都是这样过的。
但周作人显然与一般知识分子的想法有些不同。首先，周作人看到抗战之初，中国是在孤军奋战，几乎得不到什么国际上的支持，英美等国都在“坐山观虎斗”，而要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所以中国的失败只是早晚而已。
再者，对于领导抗战的国民党、蒋介石政府，周作人一向抱着轻蔑、怀疑、厌恶的态度。他对蒋介石的“清共”、“四・一二”政变等，都持批判、反对态度。认为蒋介石其人一无可取，不值得信任。
其实，深究起来，周作人的“附逆”与他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也有关联。很难想像一个对自己的民族、国家、固有传统缺乏起码的温情和敬意的人，会成为一个“爱国者”。周作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恶感，主要表现在对韩愈这一类的道学家的厌恶上：
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，器识文章都无可取，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，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。他们只会做文章，谈道统，虚骄顽固，而又鄙陋势利，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，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。
与周作人对韩愈这样的“道学家”的厌恶不同，陈寅恪则钦敬韩愈，因为韩愈的身上鲜明的体现着一种民族气节和民族文化意识。陈寅恪在《论韩愈》中论及韩愈排斥佛教，标题即为“呵抵释迦，申明夷夏之大防”。也恰恰是这类带有“方巾气”的人物，在民族生存的危机关头，表现出一种“壁立千仞，只争一线”的民族精神和气节来。周作人完全拒斥诸如此类具有刚性和正气、富含“钙质”的精神食品，也就极易患上一种文化上的“软骨症”，他后来的附逆也就不那么不可理解了。
周作人贬斥韩退这样的人物，对秦桧这种民间齐声痛骂的“汉奸”，却颇具同情。1935年10月和1936年9月，周作人连着写了两篇文章来为秦桧翻案、辩护。当然，周作人为秦桧翻案还在抗战之前，还没有附逆成为汉奸。但即使这样，依然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片面。除此之外，是不是也可以看出周作人日后的附逆的原始基因呢？
周作人显然带有排斥情感的唯理性化的倾向。依据这种思想，周作人的附逆，在他本人看来，不过是“个人至上”的生存理性应该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的具体表现罢了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，人的心灵是由理性、欲望和精神三部分构成的，三者缺一不可，周作人单纯地讲理性和欲望，贬斥精神，显然会造成自身文化心理上的失调，由此走上“生存第一”之路。周作人知道这中间的失误吗？他知道他晚年生涯的不幸的由来吗？关于这一切，他似乎始终未曾正视过，只是到死都在忙于为自己的“附逆”进行辩解。
（摘自《周作人的最后22年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5月版，定价：28.00元。）
 |
